| 词汇 | 小学的那些同学——岁月划痕之三十六 | 正文 | 小学的那些同学 ——岁月划痕之三十六 近年来，参加了不少聚会，亲友的，邻居的，中学的，战友的，同仁的，工友的，函大的，算起来涵盖了各个时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，可仔细想想，唯独没有小学同学。 我与小学同学不单没有聚会过，多数都没有再见过面。可让我意想不到的是，我竟然陆陆续续地回想起了40个同学的名字，还有4个同学知道是谁，只是记不起名字了。 在回想的过程中，不少陈年旧事也随之浮现，虽然都零零星星，支离破碎，自己却感觉很珍贵，仿佛就是自己生命的一部分。 这些同学中，最好记起的有两位，因为他们也是我的中学同班同学。 其中一位，就是我已经提到过的程同学。程同学是我小学同学中结交最早，并且交往时间最长的好朋友，大概从1958年我们上二年级时就在一起玩儿，直到1990年之后我们还在联系。 程同学住在保定市梁家胡同，我放学回家就路过这个胡同，他们家离我们家很近。 我去东关公园玩儿，最初就是他带着去的。东关公园建好后，他爷爷就去里边打拳，还带着他去玩儿。他熟悉了公园情况后，又带着我们去，这才有了捞鱼钓蛙、捕蝉打鸟的乐趣。去东关公园玩儿的时候，一般都从他们家出发，如果捞了鱼钓了蛙，则在我们家加工，所以我俩互相串门是寻常事儿。 他们家住的也是杂院，是院里的正房——三间北房。中间屋迎门处摆放着一张八仙桌，桌两边是太师椅，里屋的桌子上摆着文竹，墙上贴着九九消寒图，感觉他们家传统文化的气息还挺浓厚的。 后来知道他父亲在保定市工商联工作，听人说他父亲以前是工商业者，具体是干什么就不知道了。他有个叔叔在北京工作，是总参的，有时会来保定看望他们。他叔叔走了之后，他便会给我讲一些北京的消息，让我有种他也能通天的感觉。他还说，他叔叔给他们带了神奇的通体透明的面条鱼，非常好吃。 他家有一种让人规规矩矩、文明礼貌的氛围，所以我去了他家也总要装出知书达礼的样子，他父母问我什么事儿，我都像面对老师一样，站直了回答。他父母每次都夸我懂礼貌，我就越发不敢懈怠。他的父母一定认为我是好孩子。 其实，我俩都不是好孩子，出了家门就淘气，也会打架。我们经常去东关公园玩儿，在那儿有时会碰上东升街一带的孩子，他们人多，住的又离公园近，看到别处的孩子就恐吓，看样子是想把别人都赶走，他们独霸公园。我俩曾多次与他们对峙，最终打了一架。结果是两败俱伤，都挂了彩，不过我们也取得了在那儿玩的权力，他们不再敢找我们的茬儿。后来我了解到，东升街那帮孩子的头头，就是我们一年级班主任张老师的孩子。 除了与别的孩子打架，我俩有时也打架。他个子比我高，力气比我大，一打架我就认为他是在欺负我。我与比我弱的孩子闹了意见，一般会主动示好，但与比我强的闹了意见，就决不低头，永不理睬。我俩的友谊能持续这么长时间，应该说程同学功不可没，因为每次闹了意见，都是他主动说话。他往往用二皮脸的方式哄你，比如说“对不起，给我敬个外国礼，放个屁，送给你。”把你逗乐，俩人也就又和好如初了。 上初中的时候，我俩一个班。几乎每天都一起上学、回家。上内蒙兵团时，我去了六师，他去了三师。返城后他去了中国通信建设第一工程局，是个很不错的单位。后来，我去了保定市报社，两家单位离得很近，我们经常联系。 中学的同班同学中，还有一位小学同学，是女生，农同学。我俩小学时没有说过话，中学时也没说过话，直到90年代初中同学聚会时，我俩才说了话，知道她在延寿寺小学当老师。 在小学我还有两位特别要好的朋友，巧的是，我与他们都是先失去联系，后又取得了联系。 一位是已经提到过的梁同学。我俩是志趣相投才成为好朋友的，我们都喜欢画画。 梁同学说话有天津口音，好多同学笑话他，可我觉得挺好听的。他总穿得干干净净，白皙的脸上还总带着笑意，一看就是个文明的孩子。听说他有个姐姐，上了天津音乐学院，更加深了我对他的好感。 我们交上朋友不久，他就邀请我去他家画画。他家住在紫河套南边路东的一个杂院里。这个杂院东房是正房，他家住在北屋。两间屋子不大，但收拾得非常利索。他们家的门前有一个很大的葡萄架，葡萄架下有一个小石桌，我俩就在小石桌上写作业、画画。 梁同学也喜欢小人书，我在他家看过一本《鸳鸯简》，感觉画得特棒。 他性情温和，从来没有和我闹过意见。小学毕业后，他考上了三中，我考上了五中。刚开学他就给我送来一本书，是他从三中图书馆借的，书名叫《怎样画蔬果草虫》。 1969年我去兵团之后，与梁同学失去联系。返城两年后，也就是1977年，我参加一位女同事的婚礼时，从新郞口里得知，梁同学在保定火车站工务段工作，和他是同事。他说，梁同学分在了宣传科，能写会画，积极肯干，工作相当不错，领导非常器重，已经入党提干。 1979年春节过后，我去火车站接探家返回的妻子和女儿。她们乘坐的那趟火车晚点45分钟，我在站台上等得心烦，就溜达起来。走到站内办公楼门口时，看到一个人总盯着我，仔细辨认竟是梁同学，原来他已担任了工务段的党委书记，就在楼上办公。他热情地把我让到办公室，跟我聊了一些他的经历，还陪我接了我的妻子和女儿。 1998年，有报社同仁去保定火车站采访，回来跟我说，火车站的党委书记认识你，想和你一起坐坐。我这才知道梁同学已担任了保定火车站的党委书记。我很想与老同学聊一聊，可那时我正带夜班，实在不好安排时间。当时带夜班还要完成白班的日常工作，凌晨1点下了夜班，第二天10点左右还得去上白班，没有时间。而白班与夜班之间只间隔2个小时，时间又太紧了，所以我就说等10月份我不上夜班时再聚，谁知最后竟然不了了之了。现在想来，颇为后悔，还唯恐梁同学挑理。 另一位就是已提到过的马同学。 马同学在小学四五年级时发育上出了点儿问题，一直没怎么长个儿，还驼背了。有的同学就欺负他，记得他同桌的女生薛同学还打过他。那薛同学个子高不说，还特别胖，很有劲儿。她和马同学打架时，哭得很凶，打得也很凶，把马同学按在椅子上，玩儿命地打。听哭声以为她在挨打，实际上是她在打人。马同学虽然只有招架之功，没有还手之力，但很坚强，始终没有哭。 小学毕业后，我俩就没有再联系。直到1993年，我从才大妹妹那儿得到了他的信息。大妹妹在保定市兴华服装厂工作，一次与我闲聊时她提到了他们的厂长，说马厂长特别能干，别看驼背，精力胜于常人。我问马厂长的名字，她一说，敢情就是马同学。 她说，马厂长家离厂子很近，我一听那还在瑯瑚街的老宅居住，便立即去拜访。马同学跟我说了他们厂里的情况，还夸我大妹妹技术好，在厂里拔尖儿。 那时我正担任保定市报工交部的主任，满脑子都是工作上的事儿，听他介绍厂里的“仿羽绒喷胶棉生产线”马上就要投产，感觉挺有新闻价值，就在11月26日项目正式投产时前去采访，并写了报道发在10月29日的《保定市报》上。他们厂的厂名那时已改称兴华喷胶棉厂。 我在上小学时，还交过一些朋友，但后来没有再取得联系。有已经提到过的，我把人家头皮划破的赵同学。还有一位安同学。安同学高度近视，摘了眼镜那眼珠子特凸，看着都吓人。那时小学生戴眼镜的特少，戴了眼镜一般都会被人嘲笑，往往被人叫成“四眼儿”。可我从来不这么叫他。他住在城隍庙街的一个大杂院，院里孩子多，经常在一起打扑克、下象棋，他总邀请我参加，我们也就成了好朋友。 还有一位姓蔡的同学，与我原本是好朋友，后来闹了小意见，就互不理睬，直到毕业时都不说话，毕业后就更不联系了。 我与他成为好朋友，缘于他有《封神演义》的字书。我看来两三本《封神演义》内容的小人书之后，就特想知道更多的故事，没想到蔡同学知道得不少，什么眼里长手，手里长眼的杨任啊，能在地下行走的土行孙啊，鼻子出气就夺人性命的哼哈二将啊，长着三个脑袋瓜的殷郊啊，讲得都神乎其神。我对他佩服得不得了，成了他的忠实听众。 他看我总听他白活，也对我另眼相看了，偷偷跟我说，他知道这么多《封神演义》的故事，是因为他家里有这本字书。为示所言不虚，他还带我去了他们家。 他家住在平嘉胡同，是个不大的独院。家里的陈设净古玩意儿，木头雕的笔筒啊，老大个儿的黄铜墨盒啊，放在盘里的古怪的石头啊，插着鸡毛掸子的花瓶啊，怎么看都像小人书里文人雅士的家。 他拿出的那本书也充满古意，线装的，黄绵纸，纸是每张都对折，繁体字，竖排，标点只有句圈，还都写在字的旁边。我看了看，好多繁体字不认识，有的地方还是文言文，基本上就是看不懂。可蔡同学能读懂，说那个挺胖的“日”念“曰”，就是说的意思。 那本书前边有人物绣像，画得特别传神，我越看越着迷，感觉比我想象得还神奇。图中有位仙人我看着像观世音，可标的却是慈航道人，有点儿让人费解。 我想借他的书，照着绣像画画，可他说他父亲不让外借，也不让他拿到学校去。可后来他还是把书拿到过学校一次，我猜着是偷着拿的。因为他把家里有书的事也告诉了别人，还把书吹嘘得神乎其神，不露露真容好多人不信服。 后来，我俩因为一点儿小事儿闹掰了。那时班里有相互要吃食的风气，今天你带了饼子窝头到学校吃，他向你要，明天他带了你没带，你又可以向他要，大家习以为常。要的人并不奢望要很多，给一口就行。一般都是伸出一只小手，用乞求的口吻说：“给点儿！”一旦有人向你这么要，你就得给，不能不给，不然就会被人说成“真贫”，并被列入小气鬼一类。班里就有一个男生因为从不给别人吃的，而被大伙孤.立。 我也是因为犯了一个类似错误才和蔡同学闹意见的。我带了一个窝头到学校，接连有几个同学来要，眼看着就下去了一半，我心里很别扭。就在这时蔡同学也来要，我就跟他诉苦：“我还没吃呢，都快没了！”没想到蔡同学看了我一眼，冷冷地说：“不给就说不给，哪儿那么多费话！”说完扭头就走。我赶紧找补：“我没说不给！”可他没理我。 后来有同学告诉我：蔡同学说你是“给脸不要脸”，还说要揍你。我也生了气，这么点儿屁事，至于吗？真他妈小心眼。蔡同学个子不高，是个小白胖子，不知是不是因为害怕别人欺负他，总说自己在练功夫。虽然我觉得我打得过他，但有了“练功夫”这一层，我心里还是犯嘀咕。可直到毕业，他也没有揍我。 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，报考升学志愿时，他报考的是最难考的保定二中。我上三四年级时就没好好学习，到五六年级才开始用功，可我也报考了保定二中，我不想让他比下去。最终，他考上了，我没有考上，我被分配到第二志愿保定五中。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。 再就是我还能回忆起我的三位同桌。我们小学都是男女同桌，一个学年调换一次，按说我应该有六位同桌，但我只能想起三位了。 我一年级的同桌是樊同学。她热情、活泼，比我知道的事儿多，比我有主见。我俩都遵守纪律，努力学习，是老师眼里的好学生。我们偶尔也偷偷说小话，但老师没有因此批评过我们。 我二年级的同桌是杨同学。我有点儿反感她，一是她有点儿酸，不爱理人；二是身上有雪花膏味儿，熏人；三是她的头发总闪着油光，衣服也一天一换，像是资本家、小业主的女儿。加之那时大王子讨厌男生跟女生说话，我就没有理睬过她。 三、四、五年级的同桌是谁都记不得了。大概与那个阶段男生基本上视女生为不存在有关。 我六年级的同学是宋同学。我闻到她的身上也有雪花膏味儿之后，就去找刘老师，请求刘老师给我调换一下。刘老师不同意，说人家那是讲卫生，是注意仪表。还说，人家那么俊，比你强多了，你还嫌弃人家。我碰了一鼻子灰，只好不了了之。后来跟她接触，发现她并不像杨同学那么酸，挺随和的。那时班里的男女生已经开始说话，我俩也就有了交往，她还跟我借过小人书呢。 小学毕业之后，我没有再见到过杨同学和宋同学，但见过樊同学。文化大革命中，她是红代会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队员，我是看演出时从舞台上见到的她，表演舞蹈的。 另外，我还在舞台上看到了小徐同学，他是搞伴奏的，吹笙。我是在他独奏表演时认出他来的，他赢得了满堂彩。可我还是有点儿为他惋惜，因为他练功练得嘴都走了形，凸得有点儿像周口店人了，这也刻苦得有点儿过分了吧！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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