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/李百合
小时候的老家住的都是土房。这种建筑只要年年在扒炕抹墙的时候勤快的人侍弄得好一些，住个三、四十年没问题。其基本格局一般都是推开外门进屋，一眼就能看到个大锅台，显然这是厨房，被称做是外屋；往里走再推开一扇门就是里屋。外屋和里屋有个间隔墙，又称间面墙。一铺大炕在里屋的南端，炕头离炕沿一尺的地方上端有一个用来放洋油灯的孔洞，大约一尺高二十公分宽，是直通外屋的。靠近外屋的那面墙用一块小玻璃镶上，这样点起灯来，里屋外屋都亮堂堂的。这就是我儿时非常熟悉的灯窝。
那个时候家家都有灯窝，之所以安置在这个位置，主要原因就是里外屋都能照亮，一举两得，节省洋油。那时候装一斤洋油才几角钱，能用上一个月的。东北地区的冬季漫长而严寒，在这十几口人的大家里母亲晚上要做的活儿很多。一般的情况下，全家吃完晚饭，母亲就要开始在外屋忙活。灯窝里的灯照亮着里外屋，母亲把小土豆崽儿、切剁好的甜菜樱子倒在十二印的大铁锅里开始烀猪食，烧开两三个小时之后，母亲把烀好的猪食用酱杵子捣碎盛出装进猪食缸里。母亲的身影在雾气迷蒙中，在从灯窝里发出的那束微弱的光中，一直忙乎到晚上的八、九点钟。忙完这些，有的时候母亲还要把锅涮好，为我们在锅里炒苞米花，以备我们上学带着午休时吃。苞米要挑那种籽粒饱满的火苞米，在锅里掺着沙子炒，这样的苞米崩出的花儿多，我们愿意吃。
外屋母亲忙乎着，屋里也不闲着。父亲从外面挎进来一大筐苞米装进火炕上直径一米多的大笸箩里，让我们搓苞米。大人用苞米钏子先把整穗的苞米钏出几趟沟，我们这些小孩子就把两穗苞米交合在一起扭着搓，被冻得极酥的苞米粒儿哗哗地掉在大笸箩里。外屋烀猪食的咕嘟咕嘟声，和着里屋哗啦啦的搓苞米声，像是一首交响乐。
记得那时候的冬季，家家总有忙不完的活计，搓完苞米，还要扒麻秆做绳做出一年的穿鞋，扒完麻秆还赚豆馅包豆包等等，里屋外屋忙活不断，灯窝承载里屋外屋共同照亮儿的媒介，每天晚上都没有闲着的时候。
我家的大炕有三米多长，最多的时候住过十三口人。母亲说那时候我们的小脑瓜就像撞豆包似的一个紧挨着一个。母亲睡在炕头靠近灯窝的地方，其他人都睡着时，母亲先是依次检查我们穿的棉袄棉裤有没有磨破露棉花的，发现有破的要缝缝补补；有时她在灯窝下赶做我们一年的用鞋，打麻稔儿、打纳底绳、纳鞋底；做完这些活计之后，还要把我们的棉袄棉裤翻过来，抓里面的虱子。那时家里太穷，冬天除了一套棉袄棉裤外，里面内衣穿，一冬不脱换很容易生虱子。灯下母亲把抓到的虱子用两个大拇指盖一挤，就能听到很脆的噼叭声，这就预示着这些小怪兽都丧生在母亲的手下了。几十年后，回忆起这件事来，很佩服母亲的，那时候的母亲无疑是能帮助我们打走小怪兽的英雄奥特慢了；现在的孩子都不知道虱子、虮子、跳骚都身为何物，想不到那时候的每个孩子身上都能凑上一个加强排的。母亲眼神不好，要就近灯窝才能一针一线都缝补着衣服，时不时地把针尖在头上蹭两下，她说针也像刀一样，使用时间长了针尖就会发钝，用头发和头皮磨磨会好一些。我起夜的时候常常看到母亲灯窝下忙乎的背影，那背影起初笔直的，后来就逐渐佝偻，微弱的灯光照耀下，晃在对面的墙上很大、很沧桑。
时间长了，灯窝上沿积了厚厚的灯烟灰。母亲迷信，有时我们闹个小病小灾啥的，就要在睡觉时用这些灯烟灰抹在我们的脸上，说是能祛病驱邪，有时候还真见效，睡完一觉小病可就真的好了。
大约在我六、七岁的时候，村里家家都安上了电灯，这时的灯窝仍然没有失去作用，外屋地没活的时候，灯泡高高地挂在火炕上方房檩上；母亲在外屋忙活时，就要把灯泡挑在灯窝顶端钉着的洋钉上，里外通亮，上下屋一派忙碌，在这个农家小屋显得那么的温馨与和谐。
如今，老家已不再住土坯房了，青一色的红砖大瓦房使用的灯从原来的白炽灯泡变成了荧光灯，灯窝已经在人们的生活中做古。记忆中，那寒冷的天空下，那座小土屋中，那被油烟熏得黑黑的灯窝，那灯窝下母亲的背影，那背影投射到土墙上时常晃动的情景，时常萦绕在我的心中；在那段艰苦的岁月里，正是从这个“神圣”的地方发出的光，把母亲的青丝照成了白发，为我们照出了一条从童年到少年、从少年到中年，走出愚昧闭塞通往外面世界的金光大道。